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叶雨婷 樊未晨

实习生 张含琼

不论是今年全国两会，还是前不久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基础学科拔尖人才的培养一直是教育领域热议的问题。

进入高质量发展轨道的我国，对基础学科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但是，由于就业的限制、专业的考量、分数的导向等多种因素影响，基础学科并没有成为很多学生的第一选择。因此，我国基础学科人才紧缺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基础学科拔尖人才“黑洞”已经产生，那么这个缺口是如何形成的呢？来自中学和大学的不少专家、学者各执一词。有中学专家认为，一些高校为录取分数的好看，放弃了应有的引导与责任；一些大学学者则认为，基础学科人才的培养不是数量不够多，而是不够强。也有观点认为，拔尖人才培养不仅是大学的事，更应在中小学加大早期发现培养力度。

高校培养的够吗？

“基础学科人才不是不够多，而是不够强”

从2009年启动至今，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已经走过了10多年历程。今年年初，教育部公布第二批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基地名单。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负责人表示，用10年左右时间培养数万名基础学科拔尖学生。此外，要培养能在“无人区”探索、领跑的领军人才，创新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模式，形成拔尖人才培养的中国方案。

“我认为，基础学科人才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不够多，而是不够强。”在北京大学计算机系教授李晓明看来，培养基础学科的拔尖人才，应当有两方面的意义。

“一方面是通过培养基础学科人才，推动我国的原始创新能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科技突破。另一方面，是通过基础学科人才的培养，涌现出更多具有适应性、应变能力强的人才。”李晓明说。

为什么说基础学科的学生应变能力强？李晓明表示：“学好了基础学科的学生有着坚实的学科基础，实际上对于就业和做研究都是有长远效应的。例如计算机专业就很喜欢招学数学的孩子，他们做研究既扎实，又有很强的创新能力。”

对于大学生来说，学习基础学科是什么体验？

在中部地区某985高校就读大三的刘宇（化名）是从动力与机械学院转专业到数学专业的。“以前学高数时，经常听到老师说这个不用证明，你们不是学数学的。于是就心生好奇，自学了数学分析的课程，并逐渐对数学有所领悟，于是下定决心转到数院。”

“在转到数院后的一个学期，我就认识到自己成不了高斯、黎曼，毕竟，数学是天才的领域。这些日子，我学会了阅读复杂的推理过程，提高了审视问题的能力，甚至放弃问题的能力。”刘宇说。

此外，李晓明认为，如今不少学生和家长对于基础学科还存在观念上的误区。

“好像我们一说基础学科，就是学好了还行，学不好也不能走应用这条路，最后啥也不会。其实不是这样的，高等教育，特别是本科教育就是要打好专业基础。这样的基础对于未来选择做学术，或者转去应用型的专业继续深造就业是很有用的。”李晓明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正在某985高校就读汉语言文学的赵莉表示，通过两年的学习，语言学类的课程给她打开了一个新的大门。

“我喜欢用语言学的知识分析我们平时说话的习惯，甚至包括一些网络用语用词的兴衰，可以总结出各种各样的规律，这是非常神奇的。我发现，我们身边永远有可以研究、分析的东西，有时甚至能发展出一个新的学科，这种思考方式是我在大学最大的收获。”赵莉说。

那么，高校如何营造一个适合基础学科人才成长的环境呢？

中国科学院院士朱邦芬是清华大学“学堂计划”物理班首席教授。多年来，学堂班一直致力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对于如何为优秀的学生创造良好的成才环境，朱邦芬认为：“首先要把好苗子挑出来，其次要给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环境，不拘一格地使得他们茁壮成长，假以时日，再加上一些机遇，会有一批杰出的科学家脱颖而出。”

朱邦芬表示，自己不喜欢用“培养”，而喜欢用“培育”一词。“培育较之培养，教师的作用相对弱化一些，更强调学生的自主性。清华物理系和物理学堂班这些年来形成的一个基本理念是，杰出人才并不是课堂上教出来的，而是要营造一个好的环境，让有天赋的孩子在这个环境中自主学习和研究，从而更容易‘冒’出来。”

此外，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离不开优秀的教师队伍。

“为什么如今我们对人才培养质量这么焦虑，是因为我国的教师队伍质量建设没有跟上高等教育发展的步伐。”李晓明说，“以基础学科为例，这些专业和学科缺少足够多的优秀老师，在科研和教学的压力下，从事基础学科的教师少了，能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自然也受影响。”

中学太功利？

“这个锅不应该只让中学背！”

无论是“培养”还是“培育”，高校总需要有适合培养的人才。那么，这个适合的人才应该从哪里来？

无须高考、面向全球招生、初三就可入学……不久前，清华大学发布的“丘成桐数学科学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备受社会关注。

不少人会问为何要从中学生开始培养？

丘成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为什么要小孩子？因为他没有一些先入为主的、墨守成规的观念。我发现不少大学生或者研究生，满脑子就是固定地跟着人家走，有一种瞻前顾后的心态：怕交不上卷子、完不成课题、毕不了业。相反，小孩子不会有这些杂念、顾虑，会更勇于在真问题上探索。”

丘成桐表示，把招生对象放宽到初三年级，除了数学与其他学科相较，是一门“早熟的学科”之外，这种“无所顾忌”也是他更为看重的学生素质。

国际著名数学家把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目光转移到了中学，很多中学校长也赞成这个观点。

“学生早期创新意识的激发、学习兴趣的启蒙、研究志向的引导，既是基础教育学校的使命，更是责任和义务。”东北育才学校党委书记、校长高琛说，需要充分发挥基础教育在拔尖创新人才早期发现与早期培养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完善贯通培养的有效机制。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工作，通过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实施英才计划、强基计划等举措，鼓励高校、科研机构与中学联合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有效模式和工作机制。

不过，也有不少中学校长表示，中学确实肩负着培养基础学科人才的重任，但是这个责任绝不应该由中学独自承担，特别是在人才选拔这个环节上。

“高考改革出发点是好的，高校根据专业的需求对高考考生的科目提出要求，同时学生可以结合自己的特长进行选择，这样的设计既有利于高校选拔适应自己学科发展的优秀人才，也利于学生择己所长，选择高考科目，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把人只分成两堆：文科和理科。”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澎说。

但是，前几年也出现了学生弃学物理等基础学科的现象，“社会上批评这事因为学生太功利了，我认为并不完全是这样。”唐江澎说，在选拔人才时还有一个核心问题是高校的担当，高校要更加坚定的提出专业的学科要求。

一位高中校长在采访中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在一次招生会上他曾经对大学招办主任这样说：“学基础学科的人少了，你们不能把板子都打在中学和学生身上，其实高校也是功利的，一些高校图自己录取分数的好看，放弃了高校应有的引导与责任。为什么不理直气壮的提出学科要求！”

一些中学校长介绍，其实按照现在高考改革的政策，高校对每个专业提出科目要求时，可以提两个三个科目的要求，但是高校可能怕提出科目的要求过多会影响到录取分数而没有这样做。

“按照现在这种方式，可能会制造很多专业面貌不清晰的人才。”唐江澎说，比如学医，高校就应该非常清晰地提出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要求，现在一些学校只对考生提出了“物理”这一个科目要求，那么很有可能学医的学生选择的科目组合是物理+地理+政治。“这能行吗？”唐江澎说。

中学选课存在“田忌赛马”现象

虽然很多中学校长认为基础学科人才短缺现象是中学和高校共同造成的，但是，记者在近几年的采访中确实发现，一些高中学生选科或者老师家长辅导学生选科时，不是先看学生的兴趣和优势，而是把如何避免与“强手”相遇当成了首要任务。选科俨然已经变成了一项大工程，完全是个“技术活”。

高琛介绍，其实，高考改革从政策的层面看是给予学生更多的选择权，让有学科特长的学生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科目、专业和大学，也为学生进入名校创造了更多的机会。

但这同时也让学生和家长也面临着更多挑战，“从选科到赋分再到志愿填报，都需要学生和家长权衡多方因素综合考量。”高琛说。

当这种考量放入太多“技术”因素后，就开始有些变味了。网上流传出许多选科“秘笈”，教学生如何避开“强强相撞”，只要按照“秘笈”中的几条原则去做，甚至“‘差生’也可以变‘学霸’”。

“中学对学生的选课指导，没有搞清楚深层次的本质的意义，只是简单地用哪一个组合能够获取高分，哪个组合能够避免强势对手，这种田忌赛马的方式帮助学生判断对学生进行引导，其实是一种投机。”唐江澎说，“今年投的注，3年以后有变化怎么办？”

好在，改革也在不断调整方向。

高琛介绍，今年，包括辽宁在内的8个省份的考生将迎来“3+1+2”模式的首年录取。与前两批启动新高考改革省份的“3+3”模式相比，“3+1+2”模式将物理或历史作为必选科目，并以原始分计入高考成绩，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由于等级赋分制导致的选考科目博弈问题。从目前掌握的数据来看，8个省市首选物理的学生平均占比近60%，其中辽宁省最多，达到85%以上。

唐江澎介绍，他们学校把高校的13个专业大类归并为中学生高考选择中的7个大类方向，人文领域、经济与法律、理学领域、工程与技术领域、药学与医学、艺术与设计领域、军事与体育领域，然后对每个领域设置相应的选课要求，比如，医药领域，要求学生都选择物理、化学和生物，“这样分类就是要让学生知道：‘我是因为要成为这样的人才选择这样的专业，也因为要选择这样的专业才会选择什么样的科目。’我们称之为五业贯通，高中的课业、大学的专业、进入社会的职业、能够建功立业的事业、立志造福人类贡献他人服务社会的志业，贯通起来，让学生选科‘有一定的道理’。”唐江澎说。

基础学科人才的培养绝不仅是中学的事或者大学的事，它既需要国家的顶层设计，在招生制度、培养模式上给予政策的支持，也需要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形成合力，正如高琛所说的那样：“要进一步加强基础教育学校对高层次人才的引入，同时建立高校、科研院所和基础教育学校联合培养机制，打造优质师资队伍。另一方面，联合政府、高校和科研院所、行业企业，整合资源，努力推进基础教育学校积极探索育人方式转变，营造合力育人的良好教育生态。”